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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税收的昨天与今天 | |||||
| 作者：蔺红，何… 文章来源：中国税务报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7-6-12 | |||||
| 5月16日，经过了两年多的精心准备，北京税务博物馆正式向社会各界掀起了她神秘的面纱。 北京税务博物馆坐落在天安门东侧的普度寺内。南池子厚厚的红墙，屏蔽了长安街的车水马龙。修葺一新的普度寺幽静安宁地躺在皇城脚下，寺内石阶迂回转折，古树郁郁葱葱。 普度寺始建于明代，原为明太子的居所，清初曾为摄政王多尔衮的府邸，康熙朝中期改为玛哈噶喇庙。乾隆二十年重新修葺，乾隆赐名普度寺。 建国以后，普度寺地带形成了一个高密度居民区，大殿一度成为小学的教室和仓库，寺内破损严重，四周的配殿也不复存在。1984年，普度寺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按照古建筑传统工艺及文物整旧如旧的原则进行了全面修缮。 两年前，为开发和利用好修缮后的普度寺，在北京市委市政府领导、东城区委区政府和有关专家的支持下，由北京市地税局筹建的全国首家省级税务博物馆落户到这里。已有300多年历史的普度寺担负起新的责任，重获新生。 中西方治税思想在这里荟萃 沿普度寺进门处拾级而上，穿过山门，眼前是平整宽阔的砖砌广场。广场两侧，十二座楔形石墩庄严肃穆，石墩斜面上分别雕刻着12位中西方税收思想代表人物的头像和他们的重要理论。 广场东侧的是六位中国税收思想代表人物，分别是： 管仲，我国春秋时期杰出的政治家、改革家，以其卓越的谋略使齐国国富民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管仲主张治理国家必须从发展经济入手，在征收赋税方面强调要懂得“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道理。他的那句名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至今仍为人广泛引用。 商鞅，先秦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曾推行一系列政治与经济改革，使秦国“兵革强大，诸侯畏惧”。商鞅认为，“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主张国家的赋税政策必须为农战服务，对勤劳耕作的农民要给予奖励。他是中国古代重农抑商思想的创始人。 桑弘羊，西汉著名理财家，协助汉武帝进行经济改革，推行了许多重要的财政政策。与商鞅不同的是，他重视工商业的发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不依靠农业富国的思想家。他主张“民不加赋而国用饶”，认为“盐铁之利，有益于国，无害于人”。 王安石，北宋政治家。他在任内主持变法，改革前后延续16年，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扭转了国家积贫积弱的局面。王安石重视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提出“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主张“以催抑兼并，均济贫乏，变通天下之财”。 张居正，明代政治家。他在执掌国政的十年间，清丈全国土地，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有效改善明王朝的财政状况。他主张取财有制、取财有节，认为只有减轻赋税征收才有利于农商发展，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农商关系的一种全新理论。 严复，近代思想家。严复对赋税的职能、作用有深刻的认识，认为纳税是公民的义务，而政府征税之后要用之于民，“赋税贡助者，国民之公职也”，“取之于民者，还为其民”。 广场的西侧，六位西方税收思想代表人物依次排列，分别是： 孟德斯鸠，法国批判重商主义财政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赋税与政治体制是紧密相联的，他主张赋税的一般原则是“按国民所享的自由比例，分等征税，国民所受奴役越重，便要宽减赋税”。 亚当·斯密，被誉为政治经济学之父，是资产阶级财政学的创始人。他在其巨著《国富论》中提出了著名的税收四原则，系统论述了税收的源泉、原则和租税各论三方面的问题，其深刻见解为后来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奠定了理论基础。 大卫·李嘉图，英国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集大成者。他提出赋税是一个国家的土地和劳动的产品中由政府支付的部分，它最后是由该国的资本或是收入支付的。 约翰·穆勒，19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他从经济自由主义出发，认为国家为了实现自己的“必要职能”和“选择职能”必须课税，税收可以重新分配社会的财富和收入，实现社会正义。他主张“课税必须按公平的原则”。 凯恩斯，是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他将税收作为宏观分析的一个重要内容，重点研究税收在实现充分就业、防止经济和社会危机中的作用。 当代著名经济学家马斯格雷夫，则把税收理论和宏观经济学、微观经济学、福利经济学、政治决策论等融为一体，大大拓宽了税收经济学的研究领域。 走过一座座石墩，瞻仰着这一个个思想巨匠，中西方治税思想的融通与差异，给每个参观者以深刻的启迪。回顾历史，展望未来，正是在这些思想光芒的照耀下，人类社会创造了一次又一次经济发展与变革的奇迹！ 税收发展的历史在这里展呈 广场正对面是普度寺的大殿。大殿斗拱飞檐，气势恢弘。据介绍，大殿的基座高出周围地面一丈多，檐出飞椽共三层，而近在咫尺的金銮宝殿———太和殿的檐椽也仅为两层，实为封建时代建筑制式中所少见。 大殿正门东侧墙壁上是北京市重点文物的石牌。进入大殿，迎面便是造型古朴典雅的深灰色仿制石墙，墙上凸嵌着金光闪闪的七个大字———北京税务博物馆。 修长回环的展厅里，展陈的是当代北京税收展，内容涉及中国税制演变、北京税史沿革和北京税收事业的发展历程。上百块展板和3000多件实物，勾勒出税收发展的基本形态及北京税史沿革的概况，展示着北京税收历史中最主要的、最形象的内容。流连其间，仿佛穿越了历史的长河，深深感动于税收的古老与厚重。 中国赋税历史源远流长，夏代开始，就出现了贡。进入战国，以鲁国“初税亩”为标志，开始征收实物田税。租税制一直延续到秦、汉、两晋。北魏实行均田制，至唐发展成为租庸调制。安史之乱之后，唐开始实行以土地、财产为征税标准、分夏秋两季征收的“两税法”。“两税法”一直沿用到明代。明朝中期，张居正提出了将田赋、徭役和杂税合并的“一条鞭法”。清朝建立以后，在田赋征收上仍沿用“一条鞭法”，雍正年间，实行“摊丁入地”，简化征收手续，完成了赋和役的合一。北京较为系统的赋税制度记载始于元代，在元、明、清三朝，北京由于其特殊的皇城地位，税收具有鲜明的特点。 展览厅内陈列着近年来通过官方或民间收集来的与税收相关的珍贵文物、史料，从皇帝的上谕到大臣的奏章，从百姓的地契到税务干部的奖状，从建国初期的税务票据到“文革”期间的珍贵档案……一件件展品，仿佛为参观者打开一扇历史的窗户，使参观者能够一窥历代赋税的全貌。黄册、鱼鳞图册、归户清册和账单账本等展品，让参观者了解到中国独有的征税依据；从红契、白契中，参观者了解到了明、清“房地契税”的状况。 展品中，一件六朝“卖房长契”格外引人注目。这件地契长337厘米，宽58.5厘米，系统记录了自乾隆至民国六朝北京中铁匠胡同十五间民房被转卖的历年执照,并印有民国验契章。清初满族入关以后，曾经大肆“圈地”，康熙朝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曾颁布《八旗则例》，规定“旗人交易田宅，须将原上手老契粘连于左”，以显示土地、房产的来源可靠，杜绝旗人侵夺汉人财产。这件长契便是这一历史的佐证，被专家认为极有文献价值。 参观者还可以看到民国期间的各种印花税票，毕业证、结业证、结婚证、训练证等，都粘贴有印花税票，民国期间苛捐杂税之多可见一斑。 1949年～2004年北京税收的发展历程是博物馆的重点展陈内容。展览陈列了大量的图片、文件、税收票据凭证、报纸、书籍，全方位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55年北京税收工作的情况。从展览中，参观者可以看到，建国以后，北京的税制基本上是随着国家税制的改革而变化，税务机构在55年中也几经撤并。但是，无论是在建国初期的经济恢复时期，在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的今天，北京税收事业都在努力地维护着国家税法的统一，发挥着宏观调控的重要使命，在组织财政收入、促进首都经济和社会各项事业发展等领域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55年来，北京税收收入由少到多，由涓涓小溪汇成滔滔大河，北京的税收事业如长江之水，后浪推前浪，奔腾不息。从展览中，参观者了解到，1949年北京的税收收入只有1389万元，经过55年的发展，2004年仅北京地税税收收入就达到了7175162万元。随着事业的发展，税务机构人员也不断扩大。“文革”时期，全北京市财政、税务干部只有35人，到2004年，北京市地税局的干部就达6300多人。 为了直观、生动地展示北京税收55年来的变迁，布展者在展厅的一角特别布置了一个上世纪50年代税务所的办公场景。只见门口挂着北京市税务局海淀区马甸税务所的牌子，走进办公室，木桌椅、油印机、小闹钟，手摇电话，洋瓷口杯……每一样物品都带着那个时代的烙印，让人仿佛一下回到了从前。 高科技再现清代崇文门“户关”情景 往东步出大殿，进入配殿的门口处，巨幅的老北京崇文门的仿真喷绘，仿佛把参观者一下子带到了昔时的崇文门城楼下。在这里，参观者不仅可以看到通过声光电相结合的高科技再现的清代崇文门“户关”情景，还可近距离观赏到大量征集来的税收文物精品。 崇文门为旧京九门之一。据史记载元代称之为“文明门”，俗称“哈德门”，现在的崇文门是明朝时改的名字。清代之税关称为“户关”，征收百货税。当年，清代在全国共设有43处户关，而崇文门为京师地区唯一的户关，其衙址位于今哈德门饭店旧址之上，该衙坐北朝南，在清代显赫一时。 据史书记载，当年崇文门户关设监督正副二人，左右翼监督各一名，均由现任内务府大臣或尚书侍郎兼职充当，并由内务府司员帮办关务。乾隆朝权相和珅就曾为崇文门关监督，慈禧胞弟隆裕生父桂祥也曾任崇文门关总督。崇文门关设有“例规”，其表现在王妃、太监身上，即每年年关将近，崇文门关都为内迁后妃送“脂粉钱”十万两雪花银，并赠银内务府分发宫中诸位“公公”，当年一位宫中太监就曾这样说道：“内臣盼殊恩，年终崇文门。” 崇文门户关在皇帝脚下，又有皇家内务府大总管插手，因此有恃无恐，敲诈勒索，习以为常。据记载，就是蒙古王公“年班”进京，也敢雁过拔毛，甚至发生敲诈外国贡使事件。至于商贸百姓更是俎上之肉，任人宰割，无处伸冤。因此，这个行贿、受贿、分肥之所，欺压良善之关，使人们恨之入骨。日久天长，京师就有了崇文门关的歇后语“崇文门关当差———发了”、“崇文门关的大秤还称不了你”。又因崇文门关私货上税，公货不上税，故而又有“崇文门的大秤———称私不称公”的歇后语。 一幅幅入关纳税情景的生动再现，在唤起人们对崇文门那段历史记忆的同时，也在提醒着每一位参观者，税收是一把双刃剑，只有建立在公开、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真正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才能兴旺一个国家，圆一个民族的富强之梦。 参观完崇文门户关，一件件税收文物精品将带领参观者寻找我国赋税制度运行的轨迹，窥探我国赋税历史的指纹。据介绍，这里展出的文物主要是明朝以来的赋税票据，多从民间收集而来，虽然不够系统、全面，但每一件都有相当重要的史料价值。 这里有光绪二十四年清政府颁布的崇文门税关税收的政府性文件，详细记载了清政府的税收原则和各税种以及税率，被认为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这里有宣统二年的卖地连三契，契纸上贴有民国时期的验讫纸，原契上还有请求推行印花税时清朝第一套美国版印花税票，非常珍贵。这里有清朝总税务司长向同治皇帝上的奏折，也有清朝第一套印花税票。 在这里，一张抗战初期晋察冀边区发行的救国公债票颇引人注目。这张救国公债票长19厘米，宽13厘米，是1938年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主任委员宋劭文、副主任委员胡仁奎批准发行，盖有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朱红大印。据介绍，救国公债最具研究性的内容是其发行条例。这张公债共有十条条例，大意是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为了鼓励人民集中财力充当救国费用，发行救国公债，个人及团体可以用现金或有价物品购换。这张救国公债票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战，拯救民族危亡的实证。 繁荣和谐的北京离不开税收的贡献 参观完馆藏，讲解员会把参观者带到一个电子大屏前。一部名为《税收托起祖国的蓝天》的宣传片全面介绍了北京近年来日新月异的发展和税收工作取得的辉煌成就。 作为中国的首都，今日的北京正以高速发展、充满活力的姿态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北京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北京的高楼大厦、道路交通，北京的城市建设、经济发展，离不开北京广大建设者的劳动和汗水，离不开全体劳动者的双手和智慧，也离不开税收的支持和贡献。 北京市地税局从1994年建局之初的62.7亿元的税收收入，增长到2003年的500亿元，用了9年时间。近年来，特别是近5年来，在首都经济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随着北京市地税局征管手段的不断完善和纳税服务水平的不断提高，税收收入持续大幅增长。2006年，北京地税收入首次突破1000亿元大关，从2003年的500亿元税收增长到2006年的1000亿元，只用了3年时间，为首都建设提供了可靠的财力保障。与此同时，北京市地税局坚持理论理念创新、机制体制创新和科技创新，在全国税务系统中取得了多项创新性的工作业绩： ——率先实现了征管数据大集中，实现了省级单位财税库行纳税人联网运行，并开发应用了CA电文全加密技术，填补了电子签名法应用领域的空白。 如今，当你走进北京市地税局的办税服务厅，几年前排着长队缴税的场面已经很难见到了。税务人员坐在电脑前，通过网络与纳税人交流，处理一切涉税事宜，包括网上登记、网上申报缴纳、网上审批、网上购票、纳税指南、网上下载、网上查询、网上咨询、网上举报等。纳税人不论在北京的城八区，还是在远郊区，甚至在外省市、在国外，也能通过英特网安全、顺利地完成缴税。 ——率先实施了发票改革。现在北京的每一张地税发票都是电子发票。时间、单位、金额，随时都可以查询，从而形成强大的社会监督网络，在打击假发票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2003年带动北京地税税收收入增长20亿元，2004年带动增长10亿元，税收漏洞得到了一定填补。 ——率先建成个人所得税服务管理信息系统，建档达500多万人，实现了随时开具完税证明的功能，为个人所得税征管改革提供了宝贵经验。 ——率先成立了省一级税务机关直属的纳税服务中心，纳税服务内涵丰富、形式多样、行为规范，受到广大纳税人的普遍好评。 ——较早在省一级税务机关中开展了多项创新性稽查检查工作。率先开发应用了纳税评估信息化软件，并以纳税评估为基础，推行纳税信誉等级评定，税务检查函告、约谈、准入、阳光稽查等制度，维护纳税人权益，构建诚信纳税环境，纳税人对北京市地税局执法服务的满意度逐年提高。 …… 作为北京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重要职能部门，北京市地税局怎样顺应公共行政的发展趋势和时代需求，创建符合北京实际的服务型税务部门？ 北京市地税局局长王纪平提出了一个宏伟的奋斗目标，力争从干部职工的思想观念、知识能力、综合素质和地税系统的软硬件建设等各方面，不断适应北京现代化建设发展的要求，率先将北京市地税局全面建成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公共管理部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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