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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收理论》专家讲义十七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点击数:10295    更新时间:2005/11/15

  16 税收效率

 

 

国家通过税收获得财政收入,这是税收收益;同时,在征税过程中,征税机关和纳税人都付出一定代价和成本。税收的成本—收益,即税收效率,是衡量一个国家征税方法是否科学的重要标准。在本章,我们理论联系实际,对税收效率的内容与形式、税收效率的理论、税收效率的原则、税收效率的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逃税对效率的影响等作出详细的介绍和分析。

16.1 税收效率的内容与形式分析

税收效率是指以尽可能少的税收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税收收益。从广义上看,税收收益既包括通过税收获得的财政收入,也包括因税收发挥调节作用而促进经济结构调整、优化资源配置所产生的正的社会经济效应;税收成本则包括税收的征管、缴纳过程中发生的相关费用及因税收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而产生的负效应。具体地,税收效率的内容与形式分析主要是税收超额负担分析、税收行政费用分析、税收奉行费用分析这三个方面。

16.1.1 税收超额负担分析

税收超额负担又称税收的超重损失,是指因政府征税引起价格变化而造成社会的净损失。出现税收超额负担意味着税收效率没有达到最优,从而我们可根据税收超额负担来衡量税收的效率高低。一般地,政府对商品征税、对居民储蓄的利息所得征税、对居民劳动所得收入征税均可能造成不利影响。下面我们仅对商品征税的超额负担情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讨论了对不同价格弹性的供需曲线征税所产生的超额负担,最后给出超额负担的计算方法。

一、对商品征税的超额负担

  

  首先,我们假定:商品市场是完全竞争市场;不存在经济的外部效应。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处于帕累托最佳状态,资源配置也实现最优化,从而容易知道税收对资源配置带来怎样的影响。如图1所示,SD分别代表税前的供给曲线和需求曲线并相交于E点,Q0为均衡数量,P0为均衡价格分别。假定对该商品征收税率为t的从价税,并假定由生产者纳税,由于征税增加生产成本,从而导致供给曲线S向左平移至S’。税后供需均衡点为E’,均衡数量为Q1,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为,而生产者收取的价格为,P1P2为单位税额。征税使消费者剩余减少P0EE'P1,生产者剩余减少P0EBP2,其中,P1E'BP2为政府税收。征税的最终结果是造成E’EB部分面积的损失,亦即超额负担。如果假定由消费者纳税同样会得出类似结果。

  二、税收超额负担的弹性分析

  前面我们只针对一般价格弹性条件下的供需曲线进行税收超额负担分析。事实上,对不同价格弹性的供需曲线进行征税,由此产生的超额负担也会不同。

  假如供给曲线是完全有弹性的,仍然假定由生产者纳税。如图2所示, 征税后供给曲线S向上平行移动至S’,这样,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仅按课税数量P0由上升至Pt,税收超额负担ABE等于消费者剩余损失。另外我们还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当供给曲线完全有弹性时,生产者剩余为零。

  

  假如供给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仍然假定由生产者纳税。如图3所示, 征税后需求曲线D向下平行移动至D’,消费者支付的价格不受征税的影响仍为P0,而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为Pt,两者的差额为税收额。当供给曲线完全无弹性时,生产者剩余为零,消费者剩余损失等于政府得到的税收总量(P0EE'Pt的面积)。所以,此时的税收超额负担为零。

  假如需求曲线是完全无弹性的,其他条件不变。如图4所示,征税后供给曲线S向上平行移动至S’,消费者支付的价格按课税数量由P0由上升至Pt,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仍为P0,两者的差额为税收额。我们不难看出,在这种情况下,生产者剩余不变,消费者剩余为零,征税的超额负担为零。

  假如需求曲线是完全有弹性的,其他条件不变。如图5所示,征税后供给曲线S向上平行移动至S’,消费者支付的价格P0保持不变,生产者得到的价格下降为Pt,两者的差额为单位税额。征税后,生产者剩余减少P0BCPt的面积,政府得到P0ACPt面积的税收额。由于消费者剩余为零,所以,当需求曲线是完全有弹性时,征税的超额负担不为零,在图5中是三角形ABC的面积。

  

 

 

 税收超额负担的计算

 

超额负担的计算公式为:

 

 

 

上述公式中,P0Q0为征税前的均衡价格和均衡数量, 为需求曲线的价格弹性, 为供给曲线的价格弹性,超额负担由商品价格的需求弹性和供给弹性共同决定。当需求弹性为无穷大时,消费者剩余净损失为零;而供给弹性为无穷大时,生产者剩余净损失为零。这两种情况下的超额负担均大于零。而当需求弹性或供给弹性为零弹性时,超额负担为零。这也印证了前面根据图形分析而得出的结论。

 

16.1.2 税收行政费用与奉行费用支出分析

评价税收效率,除了分析超额负担之外,我们还应该考虑实施某种税收时所需付出的直接费用。简单地说,公共部门因征税而发生的费用叫行政费用,私人部门因征税而发生费用的叫奉行费用(也称从属费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所支出的税收费用由不同的要素决定,具体包括确定纳税义务所需的工作量、费用支付的次数、“税点”(Tax Point)的数目或作为征收对象的纳税人的数目等。

一、  行政费用

行政费用包括政府部门实施每种税收所支付的各种费用,如税务机关的各种建筑设施、计算网络、办公设备和文件资料等,以及其他政府部门提供的但不用支付的各种劳务。例如税务部门在征税过程中,请求公检法等有关部门提供的协助,这种劳务无须支付费用,但也属于税务行政费用的一个构成部分。

和其他公共部门、私人部门提供的劳务一样,税务部门提供的劳务也必须讲求效率,这可以用多种方法衡量。首先,税务劳务的合意质量必须在最低成本的条件下取得。例如,美国联邦税收管理的费用反映在国内税务总局的预算上,1983年财政年度的该预算达27亿美元,即在每一元联邦税收收入中要花0.5美分的管理费用。

其次,用行政费用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是衡量行政费用大小的最基本方法,这种方法不仅有助于比较不同税种的征收费用,而且还可以观察不同时期过程中的费用变化情况。例如,从表161可以看出,英国税务机关征收增值税所支付的费用占增值税收入的百分比,就要高于汽车税、石油税和烟草税;征收关税所支出的费用也相当高。这种方法还可用来比较不同国家税务行政费用的情况。

 

161 英国征收关税和其他产品税的税务行政费用

 

    

(百万英镑)

    

(百万英镑)

费用占收入的比重(%

增值税

汽车税

烃油税

含酒精饮料税

烟草税

赌博和游艺税

火柴/打火机税

关税

保护关税、农业税和购买税

(防止和舞弊)

10966.6

483.6

3576.4

2601.0

27820.6

459.6

9.6

817.0

292.9

12.8

1.2

7.2

26.4

3.2

4.7

0.2

45.8

4.2

62.7

1.2

0.2

0.2

1.0

0.1

1.0

2.0

5.6

1.4

 

22027.5

299.7

1.36

资料来源:西蒙·詹姆斯等著《税收经济学》,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年第1版,第41

再次,我们还可以根据税务人员的数量与税收收入的情况来衡量税收行政费用的大小。据有关资料显示,我国目前有税务人员52万人,协税人员10万人,并且它们还有上升的趋势,再加上各种软、硬不利因素,使得我国税收行政费用十分可观。对比之下,我国每年的税收收入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左右,可是税务人员却是日本的四倍。

 

二、  奉行费用

奉行费用的计算要比行政费用复杂。纳税人办理纳税事务所支付的费用,包括:①用于聘请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方面的货币支出;②纳税人用于完成纳税申报表所耗费时间的机会成本;③由于征税而使纳税人忧虑不安所产生的心理费用;④纳税人请求亲友帮助填报申报表支出的费用;⑤代缴代收税款的企业、公司和其他单位支出的费用,例如公司扣缴员工社会保障税、个人所得税税款和向国内税务局汇报所支付的费用等等。

从西方发达国家的情况来看,奉行费用远高于行政费用。穆斯格雷夫(1987)对1980年美国的奉行费用作了估计。该年上交的9,400万份个人所得税申报表中,有2,900万份运用了分项扣除法。他假定,填写这样一份申报表的平均耗费时间为一天,并假定这一平均费用的价值为100美元,则总费用可达到30亿美元。再假定用在其他6,500万份没有分项扣除的申报表上的平均费用为50美元,则又须加上32亿美元。当然,对于某些纳税人来说,填写申报表所花时间的费用较低,而另一些则较高,特别是考虑到应付给律师和顾问酬金的情况。总之,个人所得税的奉行费用将超过60亿美元,而用在200万份公司所得税申报表上的费用还须花费几十亿美元。因此,总奉行费用可望达100亿美元。又例如,桑福德(1973)估计,1976年英格兰和威尔士征收各种直接个人税所支出的可统计的奉行费用,占税收收入的比重约为2.5%4.4%

因此,在考虑各种税收的费用时,不仅要考虑超额负担和公共部门反支付的行政费用,也要考虑私人部门的奉行费用。

 

16.2 税收效率的理论分析

综观古今中外,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理论家们从当时的社会经济条件出发,形成了不同的有关税收效率的思想和观点,并随着社会经济的进步而得以完善发展。下面我们分别从我国古代、西方古典、现代观点三个不同角度介绍税收效率的相关理论。

   16.2.1 我国古代税收效率理论

早在几千年前,我国封建社会就建立起与当时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税收制度,有关财政税收方面的理论研究也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作为财税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税收效率引发了我国古代思想家对它的研究。概括起来,我国古代理论家关于税收效率的思想大致分为两点:

一是税收与经济的关系。我国古代封建社会推行“重农抑商”政策,强调的治税模式大多是以财政职能为主、经济职能为辅的财政型治税模式,其特点是主张在发展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增加财政收入。其核心思想是不能就财政论财政,就税收论税收,而应当首先鼓励人们发展农业生产。只有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收入增加,整个社会的生活水平才能提高,国家财政收入才有稳定来源。另一方面也应看到,我国古代治税观的出发点和归宿点都是财政收入,表现为一种财政——经济——财政或税收——经济——税收的思维模式,发展农业经济仅仅被看作是增加财政收入的手段,以取得尽可能多的财政收入为中心考虑经济发展问题。我国古代的治税观是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之上的,发展经济仅仅局限在发展农业。农业是本,其他各行各业都是末,税收政策“重农抑商”,遏制了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封建社会长期停滞不前的一个主要因素。

二是税收的确实和便利原则。我国古代理论家注意到税收制度必须确实和便利,通过税收的确实和便利减轻税收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西晋傅玄提出“至平”“积俭而趣公”“有常”三条税收原则。其中“有常”论及税收制度要确实,有一个可以遵照执行的定制,使百姓在纳税时心中有数,也会减少增减税赋的任意性,减少征税官吏在征税过程中滥用职权侵犯百姓利益的行为。这无疑是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杨炎的“两税法”也包含便利征收的思想。两税法把租庸调、地税、户税和青苗钱等杂税合并建立统一税制,分夏秋两次征收,减少了纳税项目,简化了纳税手续,对纳税时间和纳税办法都作了明确规定,改变了过去那种“旬输月送无休息”的状况,省去了许多缴纳催收的烦琐程序,方便了农民缴纳税款,也为封建政府提高税收的征管水平提供了有利的制度平台。

  

16.2.2 西方古典税收效率理论

回顾西方古典经济学著作,并未见经济学家明确提出税收效率的定义,更没有对税收效率问题展开详细论述。但是,我们从一些经典的财政税收文献中不难发现,古典经济学家对税收原则的阐述其实蕴涵着初步的税收效率的思想。

 

一、亚当·斯密的税收效率理论

亚当·斯密提出中性税收政策的主张以及平等、确实、便利、最少征收费用四个著名的税收原则。希克斯认为,亚当·斯密税收四原则中,第一原则讲生产基准,第二原则讲收入分配,第三原则讲效率判断,第四原则讲税收经济关系。在这四个原则中,对税收效率的考虑占据最重要地位,他不仅主张税收决策者在政策意向应该保持中性,而且主张在税收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只为国家提供充裕的收入,而尽量避免征税对纳税人造成额外负担。为减轻纳税人的额外负担,斯密竭力主张税收的管理费用和执行费用要尽量节省。为取得同样的财政收入,人民除税款外的费用支出越少,税务机关为征税而支付的费用越少,意味着税收效率越高。

亚当·斯密的税收第四原则是:“一切赋税的征收,须设法使人民所付出的,尽可能等于国家收往返。”接着他分析了税收达不到这个要求的四个方面:“征收赋税可能使用大批官吏”;“可能妨碍人民的勤劳”;“对于不幸的逃税未遂者的惩罚往往是严格的打击”;最后,纳税人可能遭受“税吏的频繁访问及可厌的稽查。”斯密提出的课税四原则,后三个讲的就是这个问题。无论是确实、便利或最少征收费用,实质性的内容都是尽量避免纳税人除正税外的额外负担。确实原则要求建立统一、简明、确实、清晰的税收制度,尽量避免征税人员斟酌使用权力的可能性。提高税收效率不仅要有完备、确实的税收制度,且各种税收完税的日期及完纳的办法须予以纳税者最大的便利,不使纳税人感到厌烦,还要求税务机关通过采取科学的管理办法降低行政费用,通过精简机构、减少冗员建立简洁、高效的税务机构,提高税收工作效率。

 

二、萨伊的税收效率理论

让·巴蒂斯特·萨伊(J.B.Say,1761-1832)是法国经济学家。他所处的时代是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后社会矛盾开始激化的时期。萨伊认为:政府征税就是向私人征收一部分财产,充作公共需要之用,课征后不再返还给纳税人。由于政府支出不具生产性,所以最好的财政预算是尽量少花费,最好的税收是税负最轻的税收。据此,他提出了税收的五项原则,其中第一、第二条是有关税收效率的原则:(1)税率的税收原则。他认为,政府征税事实上是剥夺纳税人用于满足个人需要或用于再生产的产品,所以税率越低,税负越轻,对纳税人的剥夺越少,对再生产的破坏作用也越小。(2)节约征收费用原则。萨伊以税收征收费用对人民一种负担,对国国家也没有益处为由,主张节省征收费用。一方面尽量减少纳税人的负担烦扰,另一方面也不给国库增加困难。

三、瓦格纳的税收效率思想

德国社会政策学派代表瓦格纳在其《财政学》一书中,提出了财政政策、国民经济、公正分配和税务行政四类九项原则。瓦格纳在其税收原则中突出了国民经济原则,即政府征税不应阻碍国民经济的发展,更不能危及税源。在可能的范围内,还应尽可能有助于资本的形成,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为此,他提出了慎选税源和慎选税种两个具体原则:(1)慎选税源原则,是指要选择有利于保护税本的税源,以发展国民经济。从发展经济的角度考虑,以国民所得为税源最好;若以资本或财产为税源,则可能伤害税本;但他同时强调,并不能以所得作为唯一的税源。如果出于国家的经济、财政或社会的政策需要,也可以适当地选择某些资本或财产作为税源。(2)慎选税种原则,是指税种的选择要考虑税收负担的转嫁问题。因为它关系利国民收入的分配和税收负担的公平,所以,他要求研究税收的转嫁规律,尽量选择难以转嫁或转嫁方向明确的税种。

 

16.2.3 现代税收效率理论

如果说西方古典税收效率理论只是在其税收原则中隐含税收效率思想,那么,现代税收效率理论则以成熟的理论体系,来详细阐述税收效率思想。

第一,马歇尔的税收效率思想。英国新古典学派代表马歇尔运用消费者剩余、价格均衡、供求弹性等工具,详尽地分析了间接税可能引起的效率损失,提出了税收超额负担等概念。马歇尔认为,对遵守报酬不变规律的商品征税,将使消费者剩余减少大于税收收入,引起超额税收负担,对那些缺乏弹性的商品征税,超税负担最小。因此,如果必须征收一定的总税额,对必需品征税比对奢侈品征税,会使消费者剩余的损失有所减少。

第二,庇古的税收效率思想。英国经济学家庇古针对具有外部成本、产生污染、使价格不能正确反映社会成本的商品生产,提出对制造污染者征税,使税收恰等于污染在效率产量水平上造成的边际损害,以使商品价格正确反映社会成本,增进社会福利的主张。庇古提出的对污染征税的主张被称为庇古税,或纠正性税收。

第三,莱姆西的税收效率思想。英国经济学家莱姆西,运用数学方式论证和发展了庇古提出的,关于筹集一定量财政收入的最好方法,是随着商品需求和供给弹性降低,商品税税率提高的有效税率主张,得出了为使税收额外负担最小,税率应与每种商品数量减少的百分比相等,即商品税税率与商品需求弹性反向运动的反弹性法则。莱姆西的反弹性税收法则成为现代最优税收理沦的先导。

16.3 税收效率原则分析

税收效率原则大致可从三个层面加以论述。   

第一层面是税收的行政效率。税收的行政效率通过一定时期的直接征税成本与征收入库的税收收入的比例加以衡量。这里的入库税收收入是税收的直接收益。而直接的征税成本,主要是指税务机关为获得一定数量税收收入而发生的耗费。一般地说,直接的征税成本与入库的国家财政收入之间的比率越小,税收行政效率就越高。更严格地说,一个预算年度内,直接征税成本的增量与入库的税收收入的增量之间比率越小,税收行政效率就越高,反之相反。

征税过程是国家政治权力作用于经济发展的过程,征税必然对纳税人的生产行为、消费行为产生这样那样的影响,必然对宏观经济的均衡、稳定产生好的或不好的作用。因此研究税收效率只停留在行政效率即税收本身的直接效率是不够的,还应就征税对经济以及生态经济环境起到的负效应(即成本)与正效应(即收益)进行对比分析,从经济和生态经济层次上进行衡量,只有这样才能全面把握税收效率的原则。   

第二层面是税收的经济效率。这是从整个经济系统的范围看税收效率原则。主要从征税过程对纳税人以及整个国民经济的正负效应方面判断税收是否有效率。这里也有一个税收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的比较问题。税收的经济成本主要包括两项内容:一是纳税人支付的税款以外的奉行费用,二是税收的超额负担。如果征税过程干扰了经济主体的经济决策,并且使有效率的选择发生变形;或由于对信息的把握不全面、不准确,制定的宏观税收政策不反映客观实际,不是起有效的调节作用而是起负作用,造成经济运行的紊乱和低效,这就产生超额负担(详细分析见前文)。税收征收过程不一定只导致经济成本增加,也可能对经济过程产生积极影响。征税过程特别是税收政策的运用如果提高了资源配置效益和宏观经济效益,那么税收就产生使经济收益增加正的效应。

税收的经济效率正是通过税收的经济成本与经济收益之间的比值来衡量。一般说来,一项税收政策或一定时期内全部税收活动产生的经济成本和经济收益之间的比率越小,税收的经济效率就越高,反之相反。

第三层面是税收的社会生态效率。税收应当促进经济的发展,如果经济发展以生态环境的破坏、社会秩序的紊乱为代价,就不可能真正达到目的。因此政府在制定税收政策、设计税收制度时,必须考虑税收在取得财政收入、调节经济运行上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正负效应。当然这种影响是间接的,是通过税收政策所要鼓励或限制的产业和消费活动这个中介发生作用的。因而,税收的社会生态效率不仅考虑税收对经济的影响,而且考虑了税收产生的外部效应。

16.4 税收效率的途径分析

   16.4.1 税收效率局部均衡分析

假设只有两件消费品,食品和衣服,接着我们想比较只对衣服课税的资源配置效应和对食品和衣服都课税的效应。图166有助于这一问题的分析。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消费者的收入要么可以购买OA单位的食品,要么可以购买OB单位的衣服。在图166中,个人预算约束是BA,而且在没有税收的情况下,均衡点在正o。假如引入一般消费税PBD=PAE(这里Pc,和Pf巧代表衣服和食品的价格),新的均衡点为EG。按食品单位计量的税入是AE,按衣服单位计量的是BD。筹集同样收入,只对衣服课税,要求税率为BCBO(由于点Es一定在线DE),这意味着新的均衡点是Eo:这一均衡点正Eo,由于只选择对衣服课税;必然比对两种产品都课征一般性税收的均衡点EG低,必将位于较低的无差异曲线上。这样,选择性课税的超额负担是两条无差异曲线之差(IG-IS)。所画出的曲线代表EG单位的食品。选择性课税的超额负担出现。由于选择性课税,使得边际替代率MRS不再等于边际转换率MRT.

 

 

  

16.4.2 税收效率一般均衡分析

局部均衡分析只是分析税收对单一消费者,在两种商品XY之间选择的影响,而一般均衡分析是以整个社会为分析对象,分析税收对生产和消费两方面影响。一般均衡分析可从不变所得和可变所得两种情况进行。

 (1)不变所得情况下的税收效率损失分析

在不变所得情况下的税收效率损失分析所示:

 

  

税前生产可能性曲线为PP',同社会无差异曲线I2a点相切,切点a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共同的最优选择,消费的边际替代率MRSXY等同于生产的边际转换率MRTXYMRSXYMRTXYPXPY,因为在切点,共切线既代表消费的边际替代率,又代表生产的边际技术转换率。

现对X商品征收商品税,税后生产可能性曲线PP’和无差异曲线11b点相交,在交点,预算线和无差异曲线I1相切,税后消费边际替代率为MRSXY(1+tx)PXPY,生产边际转换率MRTXY=PXPYMRSXYMRTXY。对X商品征收商品税,改变了由市场决定的XY商品的相对比价,影响消费者对XY商品的选择,引起超税负担。在同样税收收入前提下,把征收商品税改为征收总额税,生产可能性曲线PP’同无差异曲线U1仍在a点相切,切点a为税后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优选择,消费的边际替代率MRSXY仍等同于生产的边际转换率MRTXYMRSXYMRTXY=PXPY,不引起超税负担。上述分析中,税后无差异曲线仍然同生产可能性曲线相交或相切,这是因为假定征税仍用于消费者,不改变消费者总支出。

 (2)可变所得情况下的税收效率损失分析

在不变所得的情况下,我们得出了选择性商品税的征收改变消费者的消费选择,引起超税负担,导致效率损失;总额所得税的征收不改变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从而不会引起超税负担,也不会导致效率损失的结论。但在可变所得的情况下,所得税优于消费税的结论就不能被保证,因为生产要素供给变动使个人收入发生变化。假定消费者收入全部来自于固定工资率(W)和劳动(L)供给所得,并全部用于XY两种商品消费。在没有税收时的顶算约束公式为:PX+PY=WL,个人消费的边际替代率为PXPY,社会生产边际转换率也是PXPY。假定把个人劳动也视为商品,并在劳动和商品消费之间存在替代关系,WPXWPY,由于个人被假定从增加的劳动供应中得到非效用,因此,商品和劳动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负数。WPXWPY,也表现为劳动和商品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增加劳动得到更多商品),在完全竞争经济中,WPX将等同于生产X时的边际劳动生产。根据帕累托最优定义,要求全部XYL的边际替代率等同于边际转换率。完全竞争市场,当没有税收时,满足帕累托最优全部条件:

    MRSXY=PXPY=MRTXY

    MRSLX=—WPX=MRTLX

    MRSLY=W/PY=MTRLY

在满足上述帕累托最优的条件下,引入闲暇(Z)Z=HL,表示闲暇Z为个人总的可支配时间H减去劳动时间L的余额。劳动和闲暇之间存在替代关系,劳动增加意味着闲暇减少,同样也表示闲暇效用的下降。因此,闲暇的边际效用可被定义为负的劳动边际效用,这闲暇和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是负的劳动和商品之间的边际替代率,即MRSZX--MRSLXWPXMRSZY=MRSLYWPY。这闲暇和商品之间的边际转换率是负的劳动和商品之间的边际转换率,即MRTZX=--MRTLX=WPXMRTZY=—MRTLYWPY。引入闲暇以后的预算约束公式为:PXX+PYYWZWH。当我们把闲暇看作同XY一样的商品时,预算线以总商品XYZ的价值消费必须等于总的可支配时间H和工资率W。如果征收商品税和所得税,所得税等于两种商品比例税,商品税将干扰商品之间的比价,所得税将干扰两种商品同工资率之间的比价。以下在假定从价税的前提下,归纳相对价格,边际转换率为边际替代率之间的关系:

X征收消费税(tx):

MRSXY=PX(1+1X)/PYMRTXY

MRSXZ=PX(1+1X)/WMRTXZ

MRSYZ=PY/W=MRTYZ

Y征收消费税(tY

MRSXY=PX/PY1+tY)≠MRTXY

MRSXZ=PX/W=MRTXZ

MRSYZ=PY+(1+tY)/WMRTYZ

对所得征税(t

MRSXY=PX/PY=MRTXY

MRSXZ=PX/W1-t)≠MRTXZ

MRSYZ=PY/W1-t)≠MRTYZ

 

16.5 避税对效率的影响分析

16.5.1 避税的效应分析

人们总是设法减少他们的税收负担,有一些减少的方法是完全合法的。有时候政府会故意鼓励避税行为,因为在某些情况下,避税效应是有益的。因此,进行抵押、购买私人年金或投资资本性资产都可能出于避税的考虑。

当一种活动被课以比另一些活动明显高的税收时,在其他情况相同的条件下,人们将会转向轻税或免税的活动。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人们选择市场劳动还是选择非市场劳动,诸如自己装修房子、自己种植供自己消费的蔬菜。由于要对市场劳动征税,对非市场劳动不征税,因此税收刺激了人们用非市场劳动替代市场劳动。我们也可以看到,增加所得税可能会增加或减少市场劳动。如果该结论严格有效,那么允许非市场劳动替代市场劳动,就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人们提供市场劳动的激励。简单地说,对市场劳动征税会导致非市场劳动的增加。图显示了对市场劳动征税的效应。

 

  

图16.8 避税的效应分析

  168中,HwHw曲线的斜率表示家庭劳动的边际产量,它反映家庭劳动的边际收益递减。WN1的斜率表示市场工资率。在均衡点这两条曲线的斜率相等,此时W1N1HwHw相切。这个人将投入HH1小时进行家庭劳动,得到的收益是YH1。他的总预算线是W1N1,均衡点是E1总劳动量是HT,市场劳动量是HM1(HT1HH1)

如果对市场劳动所得征税,税后净市场工资率就下降为W2N2;均衡点将移到E2,在正:点市场工资率将又等于家庭劳动的边际产量。均衡点从E1移到E2包含着一系列的变化。对总工作小时的价格效应使均衡点从E1移到P。价格效应的方向是不知道的:总工作小时是上升还是下降不明朗。税后市场工资现在已低于家庭劳动的边际产量了。因此,个人将减少市场劳动量而增加家庭劳动量,直到家庭劳动的边际产量下降到与市场工资率相等。在图中这发生在家庭劳动等于HH2处。这导致家庭劳动产量增加到YH2,截点从N1移到N2。家庭产量的增加效应与发放一次性救济品增加的效应相类似,这将进一步导致市场劳动的减少。因此,在从E1移动到E2的过程中,有两个分立的影响减少了市场劳动量。市场劳动量一直会减少,直到负的价格效应充分大,可以抵消对家庭劳动产量和收入的影响。从图中可以看出,价格效应是负的,导致总工作小时上升。然而,家庭劳动小时增加,总的劳动小时也增加,加上家庭劳动所得的影响,使市场劳动小时减少了。从市场劳动转换到家庭劳动导致了福利损失,因为当家庭劳动的边际产量低于市场劳动的边际产量时,人们还要从事家庭劳动。原因在于,人们将使他们家庭中的而不是市场中的边际替代率等于边际转换率。

 

16.5.2 避税的原因

导致纳税人避税和逃税的原因包括税率过高,法律条文不准确,罚款太轻和税制不公平。

 税率越高,避税和逃税的现象就越严重。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认为花更多的钱,采取更复杂的手段和冒更大的风险来避税逃税是值得的。

税法条文不准确,既使得法律的字面意义不严密,也使得法律的精神不明确。立法既要求十分准确,又能对现行较复杂的税制作出合理的预见,这显然是十分困难的。专业会计师和其他人能迅速发现漏洞,—旦发现漏洞,法律上能有明确的规定来迅速堵塞的话,是有助于防止避税逃税的。这不仅可以减少用于发现避税逃税案件的支出,而且可以减少这类案件的发生。亚当·斯密的“确定”原则就是说的这个意思。他指出:“国民应当交纳的赋税,必须是确定的,不得随意改变。”法律的复杂性增加,这对于保证公平和减少避税是必要的,但同时也有它的副作用,即使人们更难理解。

如果税务部门和法院所得的罚款同纳税人取得的利益相比,是次要的,那么逃税现象就会增多。在英国,许多罚款是不恰当的。税务部门只是暗示发现了逃税,而不是严肃处理。现在常见的情况是,仅对少数逃税行为“处罚”税款利息,但这部分罚款也许比纳税人从利用那笔逃税资金中取得的利益还小得多。

英国对逃税的社会惩罚也许比美国更大一些,逃税在美国被认为是一种国民运动,在意大利则将逃税看作是一种道德责任:如果能制造出这样一种气氛,即逃税不仅看作是违法的,而且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在社会上是不公平的,那么就能有效地控制逃税.欧洲一些国家(包括英国)对纳税人所进行的调查说明,纳税人对税收制度持积极态度,对违法行为抱否定态度,是有助于控制逃税的。

如果人们普遍都认为税制是不公平的,就会增加纳税人避税或逃税的欲望,而且这些行为会日益被社会所接受。另一种明显的不公平就是放松了避税和逃税的管理。除了纳税人可以逃脱因少纳税而应受的处罚外,纳税人还认为,因为别人成功地避税和逃税,所以他也不想交纳更多的税。


 



[1] 详细分析见穆斯格雷夫《美国财政实践与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07

[2] 推导过程见哈维·罗森:《财政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四版第292

[3] 穆斯格雷夫《美国财政实践与理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7年第1版第2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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